1946年4月8日，一架从重庆飞往延安的C-47运输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坠毁，机上悉数人员17人，叶挺、李秀文配偶及五名子女都不幸罹难。

  这场空难震动了全国，史称“四八空难”。但是，不为人知的是，飞机上还有三位职位在叶挺之上的重要人物。

  博古，原名秦邦宪，是我国前期的领导者之一。他在遵义会议前曾一度担任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对赤军和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在遵义会议后他的领导地位会下降，但他仍然是我国内的重要人物。

  邓发，这位工人运动的首领和差人首领，在我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入的印记。他热心参与工人运动，为工人阶级的权益而战，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和支撑。在党内，他的影响力逐步增强，并在六届五中全会受骗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若飞，这位老革命兵士早在青年时期就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他曾远赴不同国家留学，期望能够学习更多先进的常识和理论，为解救国家做出奉献。他在土地革命期间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打开党建活动，立下了不少劳绩。抗战完毕后，他伴随毛主席赶往重庆参与和谈。

  1946年，正是国共两党进行和谈的关键时期，形势波谲云诡。叶挺将军在北伐战争中带领独立团屡立战功，赢得“铁军”威名；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他都是重要领导者。但之后因受党内过错批评，远走他乡。在海外流浪的年月，叶挺时间心系祖国。全面抗战迸发后，他决然回国，出任新四军军长，投身抗日战场。

  皖南事变中，叶挺遭无理扣押，被软禁五年之久。在狱中，面临威逼利诱，叶挺意志坚定，写下《囚歌》明志：

  “我渴望着自在，但也深知道——人的身躯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烈火冲腾，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跟着国内形势改变，通过多方解救，叶挺于1946年3月4日获释。出狱第二天，他就致电中心，恳求重新加入我国，亲身来电，热心欢迎他入党。

  1946年4月8日，叶挺将军在被开释后，与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13名我方代表乘坐美军C-47运输机从重庆飞往延安。飞机上午9时30分从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按原计划抵达西安进行休整，再起飞半小时后，因恶劣气候的影响与塔台失掉联络。下午2时许，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坠毁，机上17名成员无一生还。噩耗传来，全党、全国沉痛万分。延安各界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题写了“为公民而死，虽死犹荣”的挽词，周恩来作了《“四八”勇士万古流芳》的吊唁文章，殷切思念这些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的英烈。

  关于空难的原因，其时有多种说法。官方解说是气候骤变和飞行员操作失误，但这一解说难以令人信服。周恩来等人一向深信这是的诡计，仅仅苦无依据。直到事端产生的六十年后，一位现已隐居台湾多年的军统间谍杜吉堂在临终前泄漏了工作的本相。杜吉堂是中美特种合作所的奸细队长，他承受戴笠的指令，安置了刺杀使命。为了将举动做得隐秘，他们决议损坏飞机的外表，使飞机迷航，终究坠毁。